自人类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国家治理便是每个历史时代的人们共同面对的主题。不过，国家治理能够达到什么水平，却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如何理解社会政治生活。在中国古代社会，“民惟邦本”(后来人们常说的是“民为国本”)是对社会治理过程有着深远影响的思想观念。

国家者，士民之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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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惟邦本，本固邦宁”，出于古文《尚书·五子之歌》，虽然古文尚书成书年代较晚，但“民惟邦本”的观念却是商周时期流传下来的，这可以从西周初年的历史文献中得到印证。顾名思义，“民惟邦本”，就是说民众是国家所以存在的基础。

古代中国人不像古希腊人那样，把神看作是真理和正义的唯一来源，认为整个世界的秩序决定于神的意志，也不像中世纪的欧洲人那样，认为人类社会的一切都是上帝决定的。于是，当人们有能力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反省的时候，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了人类社会本身，更多地注意到作为社会生活主体的人。通过对人的认识来理解全部的社会生活，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的答案，是中国古代思想家共同的思想方式。

当中国人站在人的立场上，从人的视角去理解社会生活的时候，他们首先看到的是君、臣、民这样一些生活在不同社会位置上的人，这些人由于社会地位不同，自身所承担的责任与义务也不同。

古代思想家认为，作为人口的大多数，民众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具有绝对的重要性，战国时期的孟子就君主、民众与国家三者的重要性加以比较，认为，“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民众之所以重要，是因为民众是国家存在的基本条件，如果没有民众，国家将不成其国家。

“川渊者，鱼龙之居也；山林者，鸟兽之居也；国家者，士民之居也……无土则人不安居，无人则土不守，无道法则人不至，无君子则道不举。故土之与人也，道之与法也者，国家之本作也。”(《荀子·致士》)一个国家得以存在下去的前提，就是使自己成为对民众有吸引力的国家，而良好的国家治理，符合道义的政治生活又是民众愿意生活于其中的前提。

民众是国家所以存在的前提，也是君主成以成其为君主的前提。战国时期的荀子曾经用鱼与水来比喻君主与民众的关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荀子·王制》)到了唐代贞观年间，唐太宗李世民对荀子说的这一道理做了进一步的说明，鱼离开了水，就无法存活下去，而水离开了鱼却照样是水。所以，在君主与民众之间民众更为重要。

“得民心者得天下”

中国古代思想家在讨论民众的重要性时，是把民众作为一个整体来看待的，在他们看来，民众作为一个整体，在社会政治生活中起着决定性的力量。这一力量决定着国家的政治秩序，民心向背决定着一个国家的治乱兴衰。

孟子在总结夏商周三代兴亡陵替的历史时说，夏商两代王朝所以灭亡，是因为他们失去了民众的支持。孟子这一说法是对的。历史上，没有哪一代王朝在失去民心的情况下能够长久地维持下去。对于统治者来说，要维护稳定的政治秩序，就必须获得民众的心理支持，即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

那么，如何能够获得民众的心理支持，古人认为，最好的办法就是统治者在治国理政的过程中，不要违反民众的意愿，把民众喜欢的东西给予民众，而不是把民众不喜欢的东西强加于民众，“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孟子·离娄上》)

“得民心者得天下”的要诀就是按照民众的心愿去办事，这是中国传统的人文精神在治理观念上的真实体现。按照中国古代思想家的逻辑，要想知道统治者政治举措的对错，根本的判断标准就是符合民众的意愿。在民意以外，任何其他的东西都不重要。

我们都知道，古代中国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承认神的存在，不过，古代中国人观念中的神，只是卜问吉凶得失的对象，而不是道德真理的来源。因此，在正常情况下，古人都认为，当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事务需要做出决定时，关键是要听取民众的意见，而不是获得神灵的启示，春秋时期的人们便已经明白了这一道理，“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

中国古代社会所以没有经历过欧洲中世纪那样的宗教神学统治的重要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民惟邦本”的治国理念排除了宗教神学进入社会政治生活的可能。

爱民、利民、惠民

中国传统的“民惟邦本”的观念，在高度重视民众的重要性的同时，也强调掌握权力的统治者对于社会应尽的责任。这个责任就是，以符合道德的方式行使手中的权力，爱民、利民、惠民，保证民众基本的生存条件，从而实现社会秩序的稳定。

儒家创始人孔子在阐述统治者应该如何治理国家这一问题时说：“道(导)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论语·学而》)孔子在评论春秋时期郑国大夫子产时认为，“养民也惠，使民也义”是子产君子品格的重要方面。

传统儒家认为，养民、利民是统治者无可推辞的道德责任，同时，也是良好国家治理亦即“王道”不可或缺的要件，只有具备了这一要件，统治者才能在政治上获得成功。出于这样的认识，传统儒家倡导德治教化和惠民政治，反对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的暴政。

为了尽到利民、养民的责任，古代思想家认为，统治者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应该把满足民众的生存需求，使民众在经济上实现富足放在第一位，通过富民而后再谋求国家富强。

另外，古代思想家也强调统治者关心民众的疾苦，与民同乐。“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孟子·梁惠王下》)孟子这段话阐述了一个道理，只有关心民众疾苦，知道民众为何而苦、为何而乐的君主才是好的君主，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统治者应该以民众的偏好为转移，而不应该把自己的偏好强加给民众，“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礼记·大学》)总之，只有民众的偏好得到尊重，民众的利益得到满足的政治才是好的政治。

出于利民、养民的考虑，古代思想家倡导为民谋利的价值准则，为民谋利，既是国家治理的目的，也是判别好的政治与不好的政治的评价标准。到了明末清初，黄宗羲更进一步认为，“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明夷待访录·原臣》)在黄宗羲看来，国家的治乱兴衰，不能用朝代的兴亡来说明，也不在于谁得天下，谁失天下，重要的是，民众的生活条件是否得到了改善。明末清初的思想家对“民惟邦本”的理解达到了新的境界。

“民惟邦本”是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政治生活最为有益的观念。两汉以后历代王朝的历史证明，一旦这一观念为统治者所接受，现实生活中的国家治理有可能达到较高的水平，这一观念并不是每时每刻都能约束现实的国家治理过程，历代王朝的衰乱末世便是如此。

但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空前治世，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却无疑是民惟邦本的观念影响下发生了。在这一意义上说，如何批判地继承传统儒家的民本思想，使之成为当代中国政治建设可靠的思想资源，是当代中国人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作者简介：

孙晓春，吉林大学匡亚明讲座教授，南开大学政府学院教授，主要从事中国政治思想史的教学与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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